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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成年人制度研究——以日博备用少年审判为例
作者:黄津钰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02日 11:42 文章出处:日博备用

摘要:合适成年人制度是指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参与刑事司法程序时,要求有合适的成年人参与其中的制度。该制度最初起源于英国。我国在合适成年人制度方面也迈出了实践的步伐,包括昆明盘龙、上海浦东、厦门同安等地都各自对合适成年人制度作出了尝试。日博备用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也作出了相关尝试。本文旨在从合适成年人制度的起源出发,结合我国对于该项制度的做法和经验,探讨国内外对于该项制度设计时存在的区别,从而直面我国目前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困境。由此提出完善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建议,包括明确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法律依据,明确合适成年人的选任范围,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职责以及明确合适成年人的管理四个方面。以期对今后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建立及应用提供裨益。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


一、合适成年人制度初探

(一)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历史渊源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指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参与刑事司法程序时,要求有合适的成年人参与其中的制度。该制度最初起源于英国。1972年时英国一名男子被杀,三个十多岁的少年在言词证据的基础上被判谋杀罪。后当上诉法官对该案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中一名少年智力迟缓,办案人员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讯问,并且未告知其有权与律师或朋友联系。该判决遂被上诉法院宣布无效。[1]该案发生后,法官建议应当有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警方权力和嫌疑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这个委员会最后产生了1984年英国《警务与刑事证据法》。该法案要求警察在对未成年人或者有精神障碍的人进行审讯时,必须有一名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adult)在场。[2]美国也同样该制度作为当今西方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保障未成年人的人权的特别程序,它主要体现为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或者存在认识障碍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接受办案人员的询问时,应当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为他们提供帮助,监督违法行为,避免权益受到损害。

(二)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的部分实践

我国的司法改革倾向由实践出发,逐步推进,合适成年人制度也采取了此种方式。虽然目前还缺少直接的法律规定,但实务界已迈出了步伐,理论界在此方面也进行了一番探索。国内最先试点该制度的是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政府与英国救助儿童会合作的“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该模式下的合适成年人是不同于法定代理人、律师、司法人员的独立诉讼参与人。适用对象为被公安机关讯问后,有可能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合适成年人的范围为区属各单位、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和乡政府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专业干部及司法工作者;社区委员会和村委会从事青少年维权、综合治理的工作人员;能适应该项工作需要的离退休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在职人员、律师不得担任合适成年人。[3]但并未规定合适成年人不到场的法律后果。后上海市浦东新区试点时,将该制度贯穿诉讼程序的全过程,适用对象进一步扩展,包括残障未成年人,外来未成年人,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合适成年人需要经过任前培训合格并授予任职资格证书后才可担任,律师也可以担任。但该制度仅作为法定代理人不到场时的补充。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在引进该项制度时,把适用对象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扩大到包括未成年证人和被害人。法定代理人也可视为合适成年人的一种,明确了合适成年人责任追究机制,[4]但该制度仅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

(三)日博备用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相关案例

案例一:2014319日上午11时许,16岁的孙某窜入79岁老人苏某的家中,将其放在柜子里的两本存折盗走。同日,孙某到信用社取走被害人苏某存折上存款共计人民币1700元,并用于购买毒品吸食等挥霍。2014819日,孙某因吸毒被灵山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强制隔离戒毒二年。在被强制隔离戒毒期间,孙某主动交代上述犯罪事实。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了解到孙某的父母离异,有一个姐姐和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妹妹。孙某小学五年级时辍学。其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父子关系闹得很僵,孙某基本处于无人监护、管教的成长环境,常与社会不良青少年来往,学会了偷盗和吸毒,被刑事拘留前曾因吸毒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和强制隔离戒毒,常有夜不归宿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因无法通知孙某的法定代理人到庭,法院依法通知共青团灵山县委员会的代表到庭。

案例二:从2014年5月份起,劳某、17岁的梁某在灵山县平南镇某市场内开设赌场,共同出资,提供赌具,组织、招引多人聚众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2014年8月7日15时30分许,灵山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在该处当场抓获包括劳某、梁某在内的参赌人员共12人,并缴获赌具扑克牌一副、赌资人民币1750元。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了解到梁某平时学习成绩较差,缀学后经常与社会上的不良人员接触,有赌博的现象,2013年因参与赌博,曾被平南派出所处罚过。其父亲去世早,母亲已改嫁,无法通知梁某的法定代理人到庭,由于梁某平时是爷爷对其进行管教,可以有效地对梁某进行监管,法院依法通知其祖父到庭参加诉讼。

案例三:2014年8月22日早上6时45分,17岁的陈某在灵山县伯劳镇一家网吧里趁被害人在电脑前椅子上睡觉之机,将其放置在电脑主机上的一部价值人民币1710元的手机盗走,后将手机销赃,得款人民币150元用于购买毒品吸食。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了解到陈某的父亲长期在外打工,母亲在陈某年幼时已离家出走。陈某由祖父母抚养长大,适龄时在村中小学读书,小学二年级辍学,在校期间有旷课的不良行为。陈某在祖母去世后基本处于无人监护、管教的成长环境,经常在外游荡,常与社会上一些闲散人员来往,几年前开始吸食冰毒,被刑事拘留前曾因吸食冰毒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此外,陈某还有偷盗、夜不归宿、进入电子游戏室、网吧等营业性场所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主办法官与其祖父取得联系并要求其到庭参与诉讼,但开庭当日其祖父依然没有到庭,并表示不愿意到庭参与。

案例四:2014年5月11日4时许,17岁的蒙某窜到灵山县灵城镇一家宾馆门前,盗走被害人停放在该处的一辆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两轮摩托车。同日下午,蒙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配合公安机关追回被盗的摩托车。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了解到蒙某的亲生母亲在其年幼的时候已离开家庭。期间,蒙某的父亲因犯罪被判刑,出狱后于2012年12月与廖某结婚。蒙某自小缺乏家庭管教,也没上过学,平时不务正业,经常在外游荡,夜不归家,有到网吧、偷盗等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蒙某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刑满释放后,仍不悔改,家庭也未尽到应尽的监管教育义务,使得蒙某常与一些社会不良青少年交往,并有吸食毒品的严重不良行为。主办法官与其法定代理人取得联系并要求其到庭参与诉讼,但开庭当日其法定代理人仍然不到庭参与。

在日博备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愿参加庭审的比例高达10%。由上述案例可见,当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参与时,法院采取的做法是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出庭的方式来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通知的合适成年人于开庭时没有到庭的情况,而法律上并没有对这种情形的后果进行明确规定,因此法院只能履行通知义务,却无法保证其到庭。而在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其他近亲属也不愿到庭的情形下,日博备用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尝试与学校、妇联、村委会、共青团、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与组织联系,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范围,因此收效甚微。

二、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研究的现实困境

(一)国内外制度设计比较

我国虽然没有在法条中具体提到“合适成年人”制度一词,但是根据盘龙、浦东、同安等地探索的模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来看,可以对我国目前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内涵加以总结和描述。首先,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应包括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但这些人员的顺序是有先后之分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是合适成年人的第一人选,只有当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时,才考虑其他人选担任合适成年人。其次,合适成年人职责为阅读或听工作人员宣读讯问笔录、法庭笔录,以检查笔录是否准确观察司法过程,如果发现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当法定代理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其角色具有双重性,即不仅扮演合适成年人角色,还同时扮演了法定代理人的角色。[5]而关于合适成年人制度的适用阶段,各地做法不一,有仅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的,也有贯穿诉讼程序始终的。

英国的合适成年人制度所不同的是,我国并未规定该制度可以适用于精神障碍的人,仅适用于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案件。对合适成年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时,英国明确了合适成年人与律师的区别,警察或任何有参与案件嫌疑(包括父母或监护人)的人等不能担任合适成年人。而我国并未对此作出详细规定。对于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地位上,英国更是规定在没有适当成年人支持的情况下不能对未成年人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警察讯问时,如果没有适当成年人到场,后果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得被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我国关于合适成年人应否通知到场的法律规定比较含糊,并未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二)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面临的困境

首先,在立法层面上说,主要为原则性的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中,对于法定代理人到场时使用的词语为“应当”,但当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存在共同犯罪情形时,使用的词语为“可以”,这一可选择性操作的条款导致了在实践中有的办案机关出于案件效率上的考虑,对适用合适成年人制度有所担忧,存在担心影响办案进程等想法,因此不会主动去联系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中并没有具体关于合适成年人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没有关于无合适成年人在场时取得的证据效力之规定。对于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范围而言,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当法定代理人不到场时,该如何选择其他成年人到场,如果通知的其他成年人不到场又该如何处置,这些都成为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其次,在实际操作中,对于经济、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来说,一些合适成年人即便被通知到,也不愿意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来,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厌诉”思想。从古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对“法律”和“诉讼”不甚偏好,农村里面的纠纷一般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因古代家庭伦理关系所致,农村仍然是一个人情味极重的圈子,可能法律的适用会破坏既定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抑或产生更多无形的问题,更不用提说与刑事诉讼、犯罪等字眼扯上关系时,基层的百姓更是不愿踏足此中。此时当无法联系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在外务工,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来时,其他的合适成年人未必就愿意涉足此过程。前述案例三、四中的情形,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近亲属,本应是与其密切相关的合适成年人,但经通知后出于种种原因仍不愿到庭。

再次,我国法条中隐含的合适成年人制度设计的初衷并非从保护未成年人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更多倾向于保障法定代理人方面的权利。主要体现在法律中并无规定未成年人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择权、拒绝权。在现实操作中,许多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其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法定代理人到场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并不一定意味着沟通和教育。就灵山县而言,许多青壮年在外务工,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许多留守儿童现象,由于隔代教育,平日缺乏与法定代理人的沟通和了解,当其得知自己的孩子误入歧途时,表现出来情绪上的波动反而对未成年人心理影响更为不利,造成更为强烈的抵触和反抗心理,这样一来便违背了该项制度设计的初衷。

三、完善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法律依据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应当积极推动该项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的确立。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这方面的规定比较笼统和模糊,导致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司法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法,细化相关规定,增强可操作性。由于合适成年人制度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多个部门,因此需要协调各部门职能,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切实推动合适成年人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适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明确合适成年人选任范围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要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须明确合适成年人的选任范围。为了防止一些合适成年人不积极履职,甚至出现走过场的情形,防止制度的形式化,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选任合适成年人的人选。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自然为首选的合适成年人,在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时,可以选任其信任的具有完全诉讼能力的近亲属为合适成年人。如果该未成年人是在校学生的,可以选任其教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另外,还可以在共青团、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或具有青少年保护职业追求的社会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中选任。若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合适成年人没有履行相关职责,司法人员应及时提出并进行纠正,情况严重的取消合适成年人资格。

(三)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职责

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在侦查、检察和审判阶段应基本相同,但有所侧重。在审查起诉阶段,合适成年人的首要职责在于监督程序的公正性。合适成年人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在讯问过程中不受侵害,特别是要防止其因受到违反程序的侦讯方式影响而做出违背意愿的陈述。合适成年人应安抚未成年人的不安心态,在此基础上协助办案人员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努力使未成年人准确地理解提问,并进行陈述,避免未成年人陷入焦虑、恐惧之中。这就要求每一次讯问,合适成年人都能及时到场,并观察司法机关的活动,确认审查起诉活动中不存在违法和损害未成年人人权的行为。再次,进入审判阶段后,合适成年人参与重在配合法庭教育及庭后矫治。与侦查阶段不同,相对而言,审判阶段程序更为严谨。庭审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多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违反程序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可能性比较小,此时,合适成年人无需将注意力放在监督程序的环节上。实践表明,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检察官、自己的代理律师和亲人,特别是面对自己的父母,未成年人往往更能从心底感受到犯罪的耻辱和对自己行为的追悔,借此机会,如果合适成年人给予其真诚的教导,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庭后,合适成年人还可以在回归帮教工作中起重要作用。

(四)明确合适成年人的管理

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管理需要经费的支持,该制度是基于国家亲权理论设立的,因此国家理应为该制度提供经费保障,政府应加大对该项制度的资金投入。地方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建立起合适成年人的规范化管理制度,统一管理和指派人员。建立奖惩机制,对于合适成年人的工作进行考核。对于合适成年人违反纪律、妨碍办案,对未成年人进行不恰当引导的行为,办案机关可向该管理机构提出意见。如果协助未成年人隐瞒事实或毁灭罪证,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赵恒.新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J].阴山学刊.2014(05)

[2]仲崇森,潘焕章.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困境及对策[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03)

[3]焦悦勤.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缺失及其完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4]赵旭辉.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制度设计与实现路径[J].公安研究.2013(11)

[5]韩索华,于伟香.合适成年人制度研究[J].法学杂志.2013(07)

[6]佟晓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应探索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J].中国检察官.2011(01)

[7]何挺.“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实证研究[J].中国法学.2012(06)

[8]彭燕,刘晓辉.检察机关建立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制度探究[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08)

[9]姚建龙.论合适成年人在场权[J].政治与法律.2010(07)

[10]张国岩,秦晓燕.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J].法制与社会.2011(21)

[11]姚建龙.英国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引入[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04)

[12]严明华,顾小琼,朱小玲.深化和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05)

[13]刘晓.构建“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若干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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